荒谬的苦难哲学

荒谬的苦难哲学

■狄 马

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，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，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。过去有一句话叫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因而，现在的“成功人士”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，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，告贷无门，最后忍辱负重，不惜腆颜事敌，终获成功。流风所及，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，含辛茹苦，终将自己拉扯成人。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谁应该对这种苦难负责？做子女的在改善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？除非你打算继续让母亲享受苦难，否则，这些现实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。但在这些作品里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，不但不重要，好像还应该感谢似的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难，母亲就没有发挥“忍耐”功夫的舞台。

其实，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。相反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它毁坏了人的尊严，伤害了人的心灵，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。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，喜欢引用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的话：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兵法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：“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，念父母，顾妻子，至激于义理者不然，乃有所不得已也。”谁也不能说，文王不拘就演不出《周易》；仲尼不厄就写不出《春秋》；屈原留在宫中，就不赋《离骚》；左丘眼明，就不会写《国语》；孙子脚好，就不修兵法；不韦仍然是宰相，就不编《吕览》；韩非不囚，就没有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圣贤高兴的时候就一定写不成？因而，这是把特殊的历史情境当成了普遍的创造规律。

实践当然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，但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？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可重复性，有人获得了实践的检验权，别的实践就没有了检验的机会，谁能保证它不是真理？曹雪芹全家喝着稀饭，喝酒也要靠“按揭”，居然写出了《红楼梦》，但谁能保证他吃饱喝好就写不出《红楼梦》，或写得更好？

这牵扯到中国人如何对待苦难的问题。苦难在一定的意义上，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，增强了人自我实现的能力，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，甚至在有限的范围内，我也愿意承认这种苦难哲学对人的安慰作用。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，苦难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条件的。这首要的条件就是苦难的承担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，超人的心智，以及对自己牺牲较低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定不移。当然，在任何时代、任何社会一些人为了取得更高的成就，总是得牺牲在他们看来价值较小的目标，但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承当者来说，这种选择有时会变得异常残酷。因为它不仅要牺牲自己的健康、安逸和生命，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、安逸和生命，而且更令人丧气的是，即便牺牲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、安逸和生命也不一定能换回自己所期望的目标。它需要牺牲者的才力、勤奋和机遇都处于一个比较协调的状态里。可以想见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人们的创造精神被苦难和凄惨的生活窒息。在荣誉、金钱和地位的诱惑面前，在只有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尊严的社会里，要让所有的人都顶住贫困、疾病以及各种世俗专断势力的压迫从事他所心仪的事业，未免是奢望；在离婚、抄家、监禁、杀戮、秘密处决、甚至灭门九族的威慑面前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向撒旦宣战，而大多数人则选择了投降。在他们看来，自由虽然是好东西，但要牺牲世界上那么多的好东西来保全它，就未必值得。这就是历史上被处宫刑的人多矣，而司马迁只有一个的原因。

其次，对制造苦难的人来说，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。我们知道，身被诸苦成就非凡事业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，牺牲他们认为价值较低的目标来成就他们认为价值更大的目标。但这种牺牲也得有一个限度，一般来说，不能剥夺他们的生命，因为生命是创造一切价值的基础。仁人志士可以不顾及自己的生命，但如果牺牲了生命也无法换取更大的目标，这种牺牲就变得毫无意义。在生命保全的前提下，牺牲者必须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“自由”或者叫“牺牲的自由”。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”当然是历史佳话，但我想，商纣王的监狱里一定没有牢头狱霸，否则，保命尚且不暇，哪里顾得上推演八卦?进而说明大殷帝国，尤其是羑里监狱当局的管教干部具备起码的人文素质，否则，怎么能允许一个朝廷要犯在监狱里搞科学研究？孔子一生颠沛流离，晚岁退而作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，但春秋诸国都没有惨无人道的户籍制度，否则，孔子就有可能被当作“三无人员”收容劳教——即使写出《春秋》，也可能因涉嫌“泄露国家机密”被秘密监禁；孟姜女不满秦帝暴政，千里寻夫，哭倒长城八百里，成为中国最早的抗暴英雄，但如果孟姜女还没有哭就被割断喉管，她怎么能成为万马齐喑时代的首席女高音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毅然挂冠归乡，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隐逸诗篇，但本人自述尚有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”，如果土地收归国有，房屋又面临强制拆迁，恐怕他老人家也难吟唱“归去来兮”；方孝孺恪守儒家经典教义，拒不草诏，被灭门十族，磔裂于市，但如果朱棣让他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，他就没有办法以死来完成他的节烈美名……

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摹传主的不幸，以为传主越不幸，他们的人格就越伟大。最终给人一个印象：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，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，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。但这无法解释像歌德、泰戈尔这样命途顺遂的天才；反而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：如果说苦难是对一个人有帮助的话，那么楚怀王就成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功臣，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迫害和放逐，就没有屈原的《离骚》和《九章》；汉武帝就成了支持史学研究的好领导，他虽然没有给司马迁拨经费，但如果不是他阉割了司马迁的话，司马可能就写不出《史记》；皇权专制就是好，要是没有政治的黑暗和腐败，李白、苏轼、关汉卿就不会留下那么多牢骚满腹的诗篇；甚至奴隶制也不坏，要是没有秦始皇的皮鞭，奴隶们哪会心甘情愿地修长城、筑皇陵？……　而且，为了让这些才子俊逸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最好让楚怀王、汉武帝、始皇爷爷做得更糟糕些——正如一部汽车，动力越大，牵引力就会越大——作为读者，我们自然就会收获的越多。然而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牺牲他的利益甚至生命，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，哪怕被要求者是古人或外国人。

在游览长城、兵马俑、故宫、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，我们常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：“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”但解说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，“这些古代劳动人民”是不是愿意发挥他们的智慧？这些“结晶”又是怎样形成的？是由血、汗、水还是葡萄糖析出来的？在我看来，任何一门艺术如果不能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，甚至完工之日就是创造者的生命终结之日，那么，这门艺术之所以留存下来，就是因为后人要研究祖先的耻辱。长城也许雄伟壮丽，兵马俑也许奇巧无比，故宫和颐和园也许幽深似海，但作为人类罪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