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范进中举》：双重的悲喜剧

《范进中举》：双重的悲喜剧

孙绍振

《范进中举》并不完全是作者的虚构，它是有原始素材的。清朝刘献廷的《广阳杂记》卷四中有一段记载：

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，神医也。有举子举于乡，喜极发狂，笑不止。求体庵诊之。惊曰：“疾不可为矣！不以旬数矣！子宜亟归，迟恐不及也。若道过镇江，必更求何氏诊之。”遂以一书寄何。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，以书致何，何以书示其人，曰：“某公喜极而狂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，非药石之所能治也。故动以危苦之心，惧之以死，令其忧愁抑郁，则心窍闭。至镇江当已愈矣。”其人见之，北面再拜而去。吁！亦神矣。（李汉秋编《儒林外史研究资料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70页）

“吁！亦神矣。”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：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。他没有按常规以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，而是从心理方面治好了他。

这件事本身有一点生动性，读起来也相当有趣，但是拿来和《范进中举》比较，就差远了。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全部旨趣都集中在实用价值方面——用心理疗法治愈了精神病。实用价值理性占了压倒优势，以至于这位活生生的新举人特的殊情感状态——为什么开心得发狂——完全不在作者关注范围之内。在治愈的过程中，其本人和周围人士有什么情感特点，则完全没有展开，有的只是一个理性的结论：心病就得以心理疗法治之。而《儒林外史》中“范进中举”一段则展开了一幅多元的直觉、情感变幻的奇观，这种神妙性大大超越了医道的神妙性。用学术的语言来说，就是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价值。(请参阅朱光潜《对于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》，《朱光潜美学文集》第1卷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448页。对于三种价值的阐释，请参阅孙绍振《名作细读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403页)

在《范进中举》中，吴敬梓把袁医生治病神效法门改为胡屠户的一记耳光。这说明，在医生看来最重要的东西(“你死定了”的恐吓)，在文学家看来是要放弃的。吴敬梓借范进中举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，把人物打出常规，让人物本来潜在的情感，得以层层深入地显现；让读者看到，人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而这另外一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，恰恰混为一体，精神从表层到深层立体化。

在考秀才以前，吴敬梓写范进，直接描写比较少，主要借考官周进的眼光看他：

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，面黄肌瘦，苍白胡须，头上戴一顶破毡帽。广东虽是地气温暖，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，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，冻得乞乞缩缩，接了卷子，下去归号。

这还是外表的寒酸，而后来交卷，显得猥琐的是精神状态：

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，那衣服是朽烂了，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。……周学道……问那童生道：“你就是范进？”范进跪下道：“童生就是。”学道道：“你今年多少年纪了？”范进道：“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，童生实年五十四岁。”学道道：“你考过多少回数了？”范进道：“童生二十岁应考，到今考过二十余次。”学道道：“如何总不进学？”范进道：“因童生文字荒谬，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。”周学道：“这也未必尽然。”……范进磕头下去了。

三十多年没有考取最起码的秀才，如果可以类比的话，就和今天的小学毕不了业差不多。而范进一点也不觉冤屈，居然自认“文字荒谬”。这并不完全是谦虚，更多的是自信心匮乏，人格卑微。吴敬梓揭示了这个人物在科举考试体制下精神被折磨得如此萎顿。但是，这个对自己的才能一点没有自信的人，却顽强地屡败屡考，完全是在无望中挣扎。而周学道此人，也曾经是苦读几十年书，秀才也不曾中得一个，也曾经在考试场所哭得晕过去的。这个人的眼光，是对范进绝望境地的渲染，同时又是为后来得中发疯设置的一个背景。

为范进中举发疯而设的第二个反差性环境，是通过其丈人胡屠户的嘴巴来展示的。屠户，杀猪的，在当时，其社会地位极端低下，和读书人(官僚阶层的候补者)是不能相比的。但是，由于范进屡考屡败，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困境，在精神上极端的自卑，胡屠户就敢于在任何场合下，公然显示对他的轻视。就是范进考中了秀才，他带着猪大肠来庆贺，其行为和所说的话，都不像是庆贺：

我自倒运，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，穷鬼，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