弹性的“经典”与流动的“读者”
这篇文章是陈平原教授11月1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“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”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说，特予本版刊发。陈教授对现代社会阅读与经典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，继而引发深深的思考。
今天的演讲，就从这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说起。去年五月七日，为纪念王瑶先生一百周年诞辰，我们在北大召开了“精神的魅力——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”研讨会；昨天下午，为祝贺孙玉石先生八十华诞，我们举办了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”研讨会。再加上此前钱理群教授高调宣布“告别学界”，所有这些都促使我思考，在中国的大学、中文系、现当代文学专业这个营盘里，老兵不断离去，大批新兵正意气风发地走来。我不会有“断档”之类自作多情的忧虑，但关心是什么东西维系着这个营盘的存在价值——武器、技能还是修养？
在“文学教育”这个营盘里，有很多耀眼的新式武器，但最值得夸耀的、可承传的“武功”，很可能就是选择、阐释、承传“文学经典”的志趣与能力。那么，什么叫“经典”，这概念现在是否还有效，以及如何因应时势变化而自我更新，是我想讨论的话题。
连最个人化的“阅读”也都被绑架了——这可不是好兆头
所谓“经典”，不只因自身具有长久的阅读或研究价值，可作为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，而且，往往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取向。十五年前，我写过一篇长文《“经典是怎样形成的——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”》，先摘引两段话，再做进一步阐释。“两千年前的‘经典’，也会面临阴晴圆缺，但有朝一日完全被遗忘的可能性不大；反过来，二十年前的‘经典’，则随时可能因时势迁移而遭淘汰出局。”“一部作品之成为‘经典’，除了自身的资质，还需要历史机遇，需要时间淘洗，需要阐释者的高瞻远瞩，更需要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。”
上面说的，主要是时过境迁，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，各文化因素交互作用，导致经典的兴衰起伏。可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，即便同一时期，不同民族、不同阶层、不同政治信仰、不同文化立场、不同性别取向的人，各自心目中的经典（包括所谓的“文学经典”），已经高度分化了，很难再有“一统天下”的阅读趣味。
二十五年前，我撰写了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，我从司马迁谈到了金庸，但那属于类型研究，不涉及经典确认。书出版两年后，那时的北师大教授王一川等编辑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》（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，位在鲁迅、沈从文、巴金之后，老舍等之前；至于茅盾，则名落孙山。此举引起激烈争辩，不断有人诱惑我参战，问我到底是《笑傲江湖》好，还是《红楼梦》更伟大，还有，金庸排名到底该提前还是推后，我真的哭笑不得，只能高挂免战牌。
十五年前，学生送我圣埃克苏佩里的《小王子》中译本，还题上“希望老师每一个日子都能开出花来”。我读了，也很感动。但对于这部“哲理童话”算不算文学经典，在法国文学史上地位如何，我没想过。近日因电影上映而铺天盖地的文宣，有说不读《小王子》的，就不是地球上的正常人，这让我很惊讶。即便真像媒体所说的，该书在全世界销售1.45亿册，也没必要如此霸道。连最个人化的“阅读”，也都被绑架了——政治的、道德的、宗教的、文化的，如今再加上商业的——这可不是好兆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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