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示例】1 寂寞闪烁的红灯
——由“中国式过马路”想到的
“中国式过马路”可谓是中国大城小市中的一景：一堆人伸着脖子，两眼警觉地斜眄着，却并不看灯，只看着周身其他人。人群像被无形的扫帚扫着一样，时不时就凑成一撮一撮向马路对面蹭过去，哪管面前红灯闪烁。
闯红灯的都是聪明人，自然都知道“法不责众”的道理，再说身边这么多人，怎么偏就能撞到自己身上呢？——总之，不到车撞到眼前，谁也想不到交通规则是什么。
若卢梭还在世，一定会为此感到迷惑不解或是愤怒。既然“红灯停，绿灯行”已经是大众广为接受而且认可的一条社会契约了，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违背它呢？社会契约并非是一种负担，而是创造一种对于所有人都平等的条件，目的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，同时才能更好地保护个体的利益。但因为群体 “契约精神”的缺失，道德和规则就这样轻易地被践越了，换取了闯红灯者的一时之利，代价却是公众的出行利益受到危害，社会运行的效率受到影响。
相比之下，如果有交通协管员在场，场面就会好看得多。只要交通协管员红旗所指，一群人不论多少，一律站在原地乖乖等候。红灯转绿，人群被放行，一切都那么秩序井然，仿佛撮堆过马路的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国度发生过。
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 “法治”思想的缺失，相应的便是“人治”思想的根深蒂固。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的《原法》一章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历来便是“有治人无治法”的。古时候封建社会，虽然有法，也仅仅是皇帝的一家之法。它不是维持共同利益的行为准则，而是巩固个人集权统治的剥削手段。总之，判断是非的标准是“人”，而不是“法”。
甚至在官府断案时，也总是以息讼省刑的司法观念作为指导，不求裁判公道，只求息事宁人，维护一个表面上的安定。这样的法不将人当回事，自然也没人拿它当回事了——反正法不责众，跟着大撮人做，就没错了。寻求社会契约庇护的成本，远比寻求位高权重者庇护的成本高得多，长此以往，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自然而然也就淡薄了。
现在的“法”，虽然早已经与那时不同，成为了维护大家利益的共同契约，但是法治意识的缺失仍是一大社会问题。新一届两会上，一位政协委员的发言题目是：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。求人，听起来颇令人心酸。但是这背后对于规则的僭越和漠视，是否也是中国式过马路的另一个折影呢？
回顾大马路上，灯还未转绿，人群又开始一撮撮地过马路了。红灯在马路对面寂寞地闪烁着——如果它有权有势有号召力，哪怕能像人一样说句话，该有多好？然而它什么都不是，它只是一盏毫无意义的灯，在车流与人群交织的地方寂寞地叹息着。
【示例】 2 规则，还是潜规则？
——由“中国式过马路”想到的
潜规则，那不能说的秘密，在中国人心中早已和规则形影不离，随时可以消解掉规则的边界，尤其是当“凑够一撮人”的时候。由是，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潜规则诞生了。
不得不承认，农耕社会个体先天具有的自由散漫的特性，比商业文明、工业文明都更具主观随意性。正是这种难以避免的主观随意性造就了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，然后就有了如今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潜规则。
这种散漫的性格是潜规则的“培养皿”。当它在人们的人格中占据过多的分量时，就会成为控制人们行为的主导因素，而它带来的这种影响则是深远持久、难以消除的。据新闻报导，自2013年3月起，浙江投入了大量警力，严惩交通违法行为，20天来已查处行人“中国式过马路”行为8283起。但即便如此，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现象依旧没有改观。
可以预见，浙江省的这一措施挣扎不了多久就会夭折，更不会被其他省份借鉴。因为，散漫的性格就像一层掩盖住规则的迷雾，遮住了人们理智的双眼，最终导致了其对规则的自动无视。这就是“中国式过马路”产生的天然温床。
可既然我们白纸黑字写出了规则，为什么又都去投奔潜规则了呢？因为对于没有把遵守规则内化成人格的一部分的中国人来说，规则的确是稀缺的必需品。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，一些人往往失去了自律的能力。
生活中，人们缺乏规则意识的表现还有很多：不能将垃圾分类摆放，不能排队上下车，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宠物……就如同“中国式过马路”，这些生活中看似普通的小事无不出自于相同的根源。当人们做出这种种行为的时候，实际上内心中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是有违规则的，但因为缺乏自律精神，导致了他们对规则的漠视。而规则意识的缺失，最终使得陋习难以根除。
说到底，有些人其实并不理解规则存在的真正意义，就像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行人不理解红灯于己于人生命安全和社会治安的重要性。当一撮人过了马路，只会庆幸自己节省了几十秒，却没有任何窘迫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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